张家诚 2007年05月23日 10:06
根据历史记载，我国古代也曾多次出现过热害，但史料中关于热害的记载很少。这里举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其炎热程度也是很触目惊心的。
一个例子是宋嘉定八年(公元1215年)江苏与安徽“五月，大燠，百泉皆竭，行都斛米百钱，江淮水数十钱，渴死者甚价。”浙江省“大燠，草木枯槁，行都斛水百钱,渴死甚众。”明朝初年描写北宋农民起义的名著《水浒传》“智取生辰纲”的故事就发生在十分炎热的季节里。白胜卖酒时唱了一首民歌：“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苗半枯焦。农夫心里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可见当时的热害是很多的。
另一个例子是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河北省“大旱。五六月间，昼夜炎风如灸，人多渴死，二麦枯槁，秋禾未种，民大困。”山西省“五月日出如赭，墙壁皆红，人至热死。”
可见，热害并不是新的灾害，而是由来已久，只是近年热害的严重程度尚待评估。然而，人们把它同全球增温联系起来是有道理的。近百年来，全球平均温度上升0.6℃，这是千真万确的统计结果，但是由于世界上还没有得出几千年来每个世纪的平均温度的确实数据，所以还很难肯定近百年是几千年来升温最大的世纪。
我国著名气候学家竺可桢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根据大量史料，发现公元2～4世纪的年平均温度比现代(指20世纪的70年代之前)低2～4℃，而到公元7世纪的隋唐时代的气候变得暖和。也就是说，在3～5个世纪间总共气温上升2～4℃以上，每个世纪平均应当升温0.4～1.3℃。这是当前能够得出的唯一多少有些根据的数量概念。但是，竺可桢的估计也只是中国的情况，不是世界范围的。由此可见，现代气候变化尚存在有待研究的问题。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城市化过程正在席卷全球，这是除温室效应外不可低估和十分确定的一个重要的人类因素。有人认为，全球增温只不过反映了测温条件的变化。因为过去，如我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站选址都在农村，然而迅速发展的城市现在已经把多数测站包围在市区之中。测点环境的变化必然影响测出的温度，所以增温之中无法排除城市热岛的影响，所以不能完全归之于温室效应，也不说明世界温度确已上升。
其实，城市热岛与全球升温是一回事，因为城市热岛是全球升温的源地，城市化是全球性的发展趋势。城市大量增加，城市范围迅速扩大，在许多地区城市群已经涌现，因此小热岛变成大热岛，孤岛变成群岛，以致世界无地不受城市的影响，这等于在世界范围内增加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火炉。城市热岛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它一般的强度可达2～3℃，最强时可超过10℃，而百年来增温的幅度不过0.6℃。
因此，现在全球增温的幅度还远小于城市热岛的强度，故仅城市化一个因素，全球增温还将持续，温室气体浓度上升自然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另外，热害还是影响很大的灾害。首先，受害的是林业。2003年，欧洲许多国家的森林大火与热害有密切关系。欧洲地中海气候冬湿夏干，夏天高温必显著降低相对湿度，又会加强森林火灾的风险。近年来，森林火灾此起彼伏，几乎年年都有。农业也是热害的敏感点。开花期中作物因为热害而破坏受粉过程形成大量空粒，而受粉之后高温能够迅速使作物成熟，令灌浆过程缩短，籽粒无法饱满。
